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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金融的重要功能是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配资平台综合对比，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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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也有民间与官方借贷活动。分析古代民间借贷活动的持续演变与官方赈贷模式的不断拓展，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今天的普惠金融模式。

　　民间借贷活动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汉代以后，民间借贷活动日益活跃。南北朝时期，宗教盛行，信徒和政府捐赠让寺院积累了放贷本金，贫苦民众可用衣物等动产作抵押换取钱粮，形成民间金融机构质库。唐宋时期，社会财富积累加快，富商大贾、官僚贵族均纷纷开设质库，通过发放抵押贷款谋利。到了明清，当铺取代各类质库成为最主要的民间金融机构之一，业务模式本质都是向百姓和小户发放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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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看，民间借贷优势在于迅速响应金融需求。但由于缺乏对借款方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的系统了解，只能通过提高利率来对冲潜在的违约风险。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民间金融利率整体较高。

　　与民间借贷活动并存的是官方赈贷模式。官方赈贷模式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击溃商纣后，为安抚天下、稳定局势，散财发粟，分财弃责。所谓“弃责”，就是指取消民间欠官府的债务，可见，在商代，已存在政府对民间的借贷。

　　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官方借贷以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如汉代的常平仓、隋代的义仓，都是丰年征粮积储，荒年放赈济困。到北宋，国家信贷首次以货币形式出现。1069年，在王安石推动下，政府以国库存钱为信贷资本提供助农贷款，这就是“青苗法”的重要内容，旨在“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通过相对低息的贷款使民众免遭高利贷盘剥。

　　后来，随着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青苗法”终被废止。直到清朝，1723年，清廷开创“生息银两”政策，将内库白银借给商人和旗人，并收息获利，充实府库，年利率严格控制在18%以下，极大推动了官营借贷的货币化转型。

　　相较于民间借贷活动，官营模式有一定优势。在长期行政管理中，政府积累了大量户丁、土地、职业、宗族等信息，对借贷者背景更加了解，风险甄别更准确。同时，官方对抵押物控制力更强，风险缓释手段更充足，利率压降得更低。

　　不过，官营模式的短板也很明显。由于官府统一制定规则，贷种单一，难以精准匹配多元化信贷需求。同时，在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基层治理现实下，官方政策的红利大多被乡绅截流，难以触达有需求的贫苦百姓。

　　当今，科技赋能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推动普惠金融呈现新发展趋势。金融机构数据积累能力发生质变，用户信用画像获取成本降低，信贷利率整体下降。金融创新加速，产品谱系更加丰富，服务更加多元。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实体机构网点密布，手机银行高效便利，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真正触达到了城镇乡野、田间地头。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业务经理、高级经济师，本报记者葛孟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