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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肆》
一座俄国远东小城，却有四支来自不同势力的武装力量在此不期而遇。恰巧，寒冬来袭，冰封孤城，这里又将上演怎样的故事?
1920年1月，四艘中国军舰静静地停在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港的江面上，凛冽的北风呼啸而过，漫天大雪笼罩着白色的大地，已经让人难以分清天际。此时的江面已经被严寒完全封冻住，这四艘中国军舰与其说是停泊在这里，不如说是被“冻”在了江面上。
尼古拉耶夫斯克，这个俄语地名可能大多数中国人都未曾听过。但要说到庙街，相信很多人就多少有些印象了。庙街是位于黑龙江(俄称阿姆河)出海口北岸的一座小城，原属清朝吉林将军管辖。根据1858年的《瑷珲条约》及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清廷将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割让给沙俄，此后庙街正式成为俄国领土。
庙街地处西伯利亚寒带，有长达六个多月的冰封期。每年入冬以后，通往庙街的水路交通完全断绝。同时由于暴雪天气，严寒肆虐，从陆路走也很难到达，仅有无线电可以保持微弱的对外沟通。
1873年俄罗斯军队穿越阿姆河(黑龙江)
四艘中国军舰为什么会来到这座俄国边陲小城呢？他们又是怎么被困在这里的呢？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1918年3月，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与同盟国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下可惹恼了协约国，协约国认为俄国退出战争违背了当初协约国之间不得单独与同盟国媾和的约定。于是协约国组织了干涉军，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而日本早就对俄国远东地区垂涎三尺，此次正好可以打着国际干涉之名大肆扩张。1918年8月2日，日本政府发表《西伯利亚出兵宣言》，共派出七万军队大举进军俄国远东地区。当年9月，日军就占领了庙街。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场景，1917年摄
配资官方开户由于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加入了协约国方面，同时在俄国远东地区生活着很多中国华侨。为了保障华侨利益，中国政府也派出了军队进入俄国远东地区。又因为当时白俄军队横行于中国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阻挠了来往中国船只的正常航行。为了保障两条界河的航运权，北京海军部专门成立了吉黑江防筹备处，以王崇文为处长。海军部计划调派军舰组成吉黑江防舰队进驻哈尔滨，保卫东北界河。而要派军舰到哈尔滨，就必须借道俄国，从阿姆河的出海口溯流而上进入中国境内。为此，1919年7月21日，北洋政府海军部派出了江亨、利绥、利捷、利川、靖安五艘军舰于上海启程北上。其中利绥、利捷两舰吃水较浅，难以承受较大的海上风浪，遂由靖安运输舰拖拽两船行驶。8月5日，舰队到达海参崴之后，靖安舰完成任务，南下返国。剩下的四艘军舰组成江防编队，以江亨舰舰长陈世英为队长。其后舰队横渡鞑靼海峡驶入阿姆河，并于1919年9月25日抵达庙街。
利绥舰
由于地处阿姆河入海口，庙街虽然有八个月的冰封期，但在夏季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而且其金矿、伐木、捕鱼等产业亦相当发达。当时庙街就居住着四千余名华侨，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
这次北洋政府派出的舰队除了要筹备组建吉黑江防舰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当时庙街的情况，保卫华侨的安全，在必要的时候掩护当地华侨撤离。而在四艘中国军舰抵达庙街之时，庙街的形势已经平静，街面秩序井然。抵达庙街后，舰队长陈世英接见了当地华侨领袖，询问了有关情况。华侨领袖告知陈世英，再有十多天可能就会封江，战争已经结束多日，此处华侨尚无危险，请舰队尽快向上游开进，以期早日回到中国境内。
此后陈世英率领舰队溯流而上，兼程向祖国方向进发。舰队一开始还算顺利，可就是在临近中俄边境时出了岔子。1919年10月18日，当舰队抵达中俄边境重镇伯力时，驻伯力的白俄军队不分青红皂白炮轰中国舰队。陈世英本想率舰队强行突破，然而伯力江口狭小，两岸炮台坚固，易守难攻。同时，陈世英得到情报，当地白俄军队在上游江面布满了水雷。于此，军舰根本无法通过中俄边境。往伯力上游回国的道路已被堵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再顺流而下，原路返回。可伯力下游除庙街外再无避冻之港，于是，折腾了好半天，中国海军四艘军舰不得不返回庙街，等第二年春天江面开封后，再从海路回国。这一待就到了1920年的1月，也就有了文章一开始四艘中国军舰被困于庙街的景象。
就在中国海军返回庙街之际，在庙街周围的农村潜伏着的一支四千多人组成的苏俄红军，已经悄然将庙街城四面围定。此时，这座人口不过一万多人的俄国远东小城的局势却是波谲云诡。苏俄红军、白俄军、日军和中国海军四股不同的武装力量在此云集。一场腥风血雨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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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内战时期的白卫军(视察者为白卫军总头目高尔察克)
1920年1月，四千苏俄红军对城内的白俄军发动猛烈攻势。白俄军早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城内的守军仅有三百多人，面对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这场战斗的胜负其实已经基本确定。
然而，当时城内还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日军在1918年9月占领庙街后，大部队当时已经撤回到海参崴。只留下由石川少佐指挥的日本陆军第14师团第2联队第3大队共350人驻扎在城内。由于日本妄图将俄国远东地区据为己有，面对苏俄红军的攻势，石川少佐选择与白俄军协同防卫，负隅顽抗。
苏俄红军攻势如潮，白军和日军即使联合作战也是难以抵御。白俄军官于是想到了同为协约国的中国。白俄军官来到了中国江亨舰上，请求陈世英协同两军共同对抗苏俄军队。陈世英当即阐明，本次中国海军前来护侨，绝不卷入俄国内战。纵使白俄军官百般请求，陈世英坚决不允。这名白俄军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遂请求借给他们舰炮。陈世英秉着严守中立的原则，本来也是严辞不允的，但白俄军官后来提出，中国海军粮食殆尽，只要中国海军借炮，他就回城找城内的白俄富商帮中国海军筹措一些钱粮。这些白俄富商大多是俄国革命后逃至庙街的，他们在政治上支持白卫军，自然愿意出钱借炮。从陈世英的角度来考虑，当时四艘军舰上的几百名士兵面临吃饭的问题，而冰封期还有四个月才能结束，后续物资补给尚需时日。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陈世英才答应借炮给白军。但同时，陈和白军达成协定，就是中国军队严守中立，绝不参战，并在舰船周围划定了警戒区，任何武装力量不得靠近。只待红军退却，白军立刻归还大炮。在白俄军官应允的前提下，陈世英借给白军三尊大炮，其中有一尊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五管炮。正是这万般无奈之举，为此后一段中日交涉埋下了伏笔。冰封孤城下的五色旗，飘扬着的是中国军人的信念，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此时的白俄军队上下已然人心涣散，与苏俄红军战斗时一触即溃。主要与苏联红军作战的就剩下了日本人。战斗直到1920年2月24日，日本人发现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此时庙街已成孤城，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有支援进来，于是就派人找红军指挥官特里亚皮岑谈判，商量投降的事。此次特里亚皮岑的主要目标是白俄余党，日本人本来也是自己掺和进来的，听说日本人想投降，特里亚皮岑也欣然同意，并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苏俄军队进城后，并未解除日军的武装，日军全部驻扎在日本领事馆内，日苏两军还确实保持了一段时间和平。
苏联红军(图片正中央为列宁)
然而，特里亚皮岑这个人是一个“左倾”激进分子，率军进城后，命令军队在城内大肆搜捕白俄分子，许多俄国人以间谍、资本家、反动军官的名义遭到关押，一些无辜的居民遭受到牵连。特里亚皮岑在庙街的高压统治，让日本人很紧张。石川少佐判断红军在剿灭白俄余党之后，必然会继续消灭日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1920年3月11日夜，石川少佐命令日军趁夜色对苏俄红军发动偷袭。虽然一开始苏联红军伤亡惨重，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日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来了个自取其辱，几乎全军覆没，指挥官石川少佐也一命呜呼。此役之后，特里亚皮岑为了报复，下令在城内大肆抓捕日本人，或是关押，或是直接处决。
当时苏俄红军进城后，不仅对白俄人的财产进行了没收，还勒令庙街包括华侨商店在内的所有商店全部停业，对一些华商的货品进行强制征用。面对此种情形，陈世英当然不能坐视不理。陈世英面见了特里亚皮岑，陈述华人对苏俄劳农政权向来无敌意，也未曾帮助过白军和日本人，为何要拿华人开刀？在陈世英的据理力争之下，同时特里亚皮岑也忌惮中国这四艘军舰的威力，决定用现金收购华商的货品，华商的正当权益才得以维护。
日本方面，庙街日军被围歼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举国沸腾，报复之声此起彼伏。1920年4月份，日本早早地就在海参崴集结了军队，只是苦于江面仍未开封，无法对庙街进行支援。到了5月份，江面终于开封。5月12日，日军2000多人横渡鞑靼海峡，开始对庙街实施猛烈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特里亚皮岑在抵抗了一阵之后，自知不敌，决定战略撤退。但他已然嗜杀成性，5月25日，在临撤退前，特里亚皮岑下令集体处决被关押的俄人和日本人，并放火烧城。总计1000多名日本人和4000多名俄国人被杀，也有100多名华侨受难，城内大部分建筑物被焚毁，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庙街惨案”(日本称“尼港惨案”)。特里亚皮岑就因为这事，后来被苏俄政府追究责任，被依法判处死刑，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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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海峡上的瓦尼诺港口
万幸的是，就在特里亚皮岑决定焚城之前，为了保护华侨安全，5月份江面已经解封的条件下，陈世英率领舰队携带2000多华侨暂时避难于距离庙街上游40里的麻盖(又译作马街)，这才使当时庙街华侨的伤亡数字降至最低。
1920年6月3日，日军进入庙街，战事结束。四舰的官兵们本来以为一场风波就此结束，想趁着夏季江面开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怎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军迅速对中国舰队实施武装监视，不允许中国舰队驶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日军进入庙街后，在处理一批战死军人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阵亡日本士兵日记，上面记录了在苏俄红军进攻日军时，中国军队协同苏俄军队作战，向日军开炮，并以12挺机关枪扫射日军的事情。一些幸存日本人也随之附和，纷纷证言中国军队有协助苏俄袭击日军的情况。日本遂以此为由，对四艘军舰实施武装监视。这样中日两方面就对峙起来，舰队为此又无法启程了。那么，中国军队到底有没有帮助苏俄袭击日军呢?
当然是没有。原来，就在1920年3月份陈世英借给白俄军三尊大炮之后，白俄军根本没来得及用就已经丢盔弃甲，作鸟兽散了。苏俄红军反倒是白捡了三尊大炮。当时正好有两名中国水兵经过红军阵地，被特里亚皮岑下令逮捕，并逼迫二人教授苏联红军操作使用大炮的方法。这才有导致日军被中国大炮一顿狂轰的情况。
日军进军俄国的宣传画
至于扫射的事情，是1920年3月12日凌晨三名日军士兵跑近中国军舰求助，而中方当时严守中立设定了警戒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才用机关枪对其进行扫射。到了天亮才发现是三名日本军人，为了不让其曝尸荒野，在当时无法掩埋的情况下，不得已凿开冰穴，投尸其中。
要问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帮助苏俄红军，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事。由于在帝俄时期，华人饱受沙皇政府的欺凌，当俄国革命在全国展开之际，一部分在俄华侨毅然加入了劳农政府领导的苏俄红军之中。据当时中国驻庙街副领事张文焕估计，这次在庙街与日军作战的苏俄红军中，大约有七八百华人。这仅仅是当地华人的一种自发行为，并非中国军队的官方行动。但华人的面目、体态与俄国人相较，存在明显差别，中国恰巧有军队在当地滞留，这就使得一部分日军误以为是中国军队加入苏俄一方，对日作战了。
对此，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派出了调查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询问了大量证人，真相水落石出。日本方面据此指责中国军队军纪不严，武器随意他借，尤其陈世英未能负其职责。中日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达成四点协定：
一、中国驻日公使以照会形式向日本政府道歉；
二、中国舰队司令官向日本驻海参崴司令官道歉；
三、惩办陈世英，免去其一切职务，对有关水兵进行责罚；
四、赔偿抚恤金3万元。
中日交涉结束之后，四艘中国军舰于1920年9月19日驶离庙街，10月11日抵达哈尔滨。四艘军舰辗转5000多千米，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四艘军舰进入哈尔滨时汽笛长鸣，哈尔滨当地民众早早地就在港口聚集，打出了“恭贺海军战胜大回朝”的标语，热烈迎接英雄的中国海军。阔别祖国一年多的官兵在经历了那么多生离死别之后，再次看到了同胞的笑脸，再次闻到了故乡的味道，即使是铁血男儿也不禁喜极而泣。
事后，中国驻日公使胡惟德以照会形式向日本政府表达了遗憾。而吉黑江防总司令王崇文却以时局纷乱的理由一直未去海参崴向日本军官道歉。至于当时所提的3万抚恤金，北洋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要求以没有利息的国库券代替，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最后不了了之。
根据中日约定，海军部免去了陈世英的职务。同时，陈世英改名叫陈季良，继续在中国海军服役。陈季良此后在中国海军队伍里也不断升迁，官至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直到1945年去世。
中国驻日公使胡惟德
此事得以不了了之倒不是因为日本人“大度”，而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西方各国和苏俄关系逐渐缓和，协约国陆续从苏俄远东地区撤兵；另一方面苏俄政府也追究了相关责任人，一连枪决了20多个制造庙街惨案的有关责任人。日本自感孤立无助，这出戏也不好张牙舞爪独自在台上继续唱下去，也就到此作罢。
中日交涉的最终结果，虽然以北洋政府形式上的道歉而告终，但我们必须看到此番波折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实质的权益。一方面中国政府出兵庙街，使得大量的华侨免遭日苏战事的吞噬，保障了几千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四艘军舰经过一番艰险最终抵达哈尔滨，组建成吉黑江防舰队，成功收回了中国界河的航运权，保障了东北边境中国船只的正常航行。
中国舰队在庙街的遭遇可谓阴差阳错，一波三折，但这并非是电影脚本，而是一段真真正正的事实，并被铭刻于中国海外护侨史上。陈世英面对复杂的局势，临危不乱，坚定维护华侨利益，挽救了几千华侨的生命。他孤悬海外，始终维持整个舰队，终于把四艘舰队安然开回了中国江面上，是东北江防力量得以组建的有力功臣。冰封孤城下的五色旗，飘扬着的是中国军人的信念，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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